这话说得关羽直欲转身离去，但他想起刘备与陈冲在信中嘱托，只能强压怒气，从怀中取出一封信件，转交给袁术，说道：“兄长言论，尽在此信中了，还望后将军仔细斟酌。”随后他站在一旁，一言不发，斜眼门外。
袁术对此看在眼里，他因身处名门缘故，向来自傲，生平最看不得有人对自己白眼。他做河南尹时，有宦官亲属白眼于他，当场被他抓入牢中挖了眼睛，事后安了一个“妖言”罪名，因此也被时人以为他不惧权贵。
若是放在往常，他定然对关羽勃然大怒，但陈冲主动与他来信，实是前所未有的稀奇事，使他一时心情大悦，将这些末节抛之脑后，转而审阅信件。
信件在平城写就，有煌煌三千余字，袁术还是首次读这般长的书信。何况经历数千里奔波，字迹有些模糊了，纸张也有些破损，但袁术越看越兴奋，最后他起身徘徊，在案边走了七八个来回，方才停下身问关羽说：“并州牧此信，可是当真？”
关羽这才正眼看他，涉及大计，他肃然答说：“为国尽忠，哪敢有半分虚言呢？”
原来陈冲信中所写，正是他布局近两月的伐董新谋划，抛去信中对袁术的寒暄与吹捧，他将计策详细剖解，为袁术细细阐明他东和诸侯、西联韩遂、三路夹攻的大体战略：
他的策划基础构想与曹操在酸枣的谋划相差不大，但总体来说，他的讨董策略将重心西移，不再是以雒阳为单一的争夺枢纽，而把长安也列入同等的战争要地。
陈冲认为，虽然雒阳为国家京师近两百载，但雒阳作为京师统筹天下有余，平叛天下则显地利不足。董卓久经战事，对此异常明了，故而他迁都长安，将雒阳与河南郡近乎烧为白地，只是以此为诱饵，利用雒阳八关的险要消耗反董势力实力。即使攻下雒阳，董卓也能及时止损，将军队主力收在函谷关以西，即使函谷关失守，他仍能扼守华阴潼关，如此将兵力浪费在险要关卡下，即使是六国纵横合攻，也难以取胜，何况现在一盘散沙的关东联军呢？
因此，集全军而攻雒阳，实是不智之举，兵法历来讲究批亢捣虚，声东击西，若要想讨董功成，必须在雒阳之外另辟蹊径，因此陈冲决定分军直捣长安。
长安乃是身为高祖定鼎之地，东据崤函之固，南有汉中崇峻，北乘山河之险，西隔陇阪狭原，从先秦诸战事便可知晓，关中实在是天下绝有之要地。要想攻克长安，实在是千难万难，联军诸侯对此了然于心，因此宁愿以三面包夹之势围攻雒阳，也不打算进攻关中。
但陈冲不这样想，首先如今董卓已行迁都之举，天子与公卿都尽数迁往长安，无论政治意义上还是军事意义上，长安都已远远强过雒阳，即使联军攻下雒阳，除了得到一片白地外，实则毫无益处。而进攻长安，虽然看似困难，但董卓朝政的时间不超过一年，虽说吸纳了很多司隶军队，但兵力仍然捉襟见肘，长安中仍有许多公卿不满于董卓，只是畏惧于董卓强暴，仍表面顺从而已，一旦兵临城下，董卓恐怕连安抚内部都恐怕力所未逮。
如今董卓做着秦抗六国的美梦，认为只要关东之地各自纷乱，便能分而化之，各个击破，最少也能坐观天下成败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他与秦国至少有三大不同：
一是秦国在孝公之前，为魏国屡屡打压，一度尽失河西之地，有亡国之危。只是因为魏国失政，导致吴起出逃，三晋分裂，魏国为众矢之的，这才让秦国得以喘息，而后经历商君变法，编户齐民，西鄙之战后夺回河西之地，这才走向一统之路。而如今河西之地亦为陈冲刘备占据，居高临下，而董卓麾下却无人能如商君般改制变法，并不能动员关中军力。
二是汉朝并有凉州后，凉州历来便是朝廷的用武之地，民风彪悍，羌胡遍地。如今韩遂马腾等人在凉州作乱，威胁远较秦时为大，董卓必须将大量兵力安置在雍、凉边境，这使得他的用兵较秦国时更为紧张。
三是世祖刘秀定都雒阳后，关西治理日见松懈，秦时关中为千里沃土，而至如今，户数尚不如平帝治下半数，各种水渠边防年久失修，董卓将河南百姓迁往关中，却还要应对各地战事，定然无法安置侨民，这般情形下，关中极易生乱。
有此三大不同，董卓纵使迁都长安，也难以如秦王那般旁观天下局势，而讨董联军入关直接征讨董卓，也绝非想象的那般困难。
因此，陈冲打算化河南之小三路夹攻，为关中之大三路夹击。